胡适崇尚自由 最后还是服从了包办婚姻
江冬秀(1890——1975)，出身于绩溪邻县旌德江村书香世家。金鳌山下的江村，是皖南一个有名的文才辈出的富村、大村。村内一律十分气派的徽派建筑民居，家家户户无不有“三雕”(石雕、砖雕、木雕)，牌坊、石狮、旗鼓随处可见。以前村里还有一书院、四庙宇、七祠堂。其文脉，至今流传着明朝天顺、弘治两代江汉、江文敏父子双进士，同朝为官的佳话，如今村中尚有“父子进士坊”牌楼，便是这一历史明证。近现代出了个江朝宗，曾任北洋政府提督九门步军统领、代理国务总理，后沦为汉奸，伪北平市长。江村还出了4个博士，即江绍铨、江绍原兄弟和江世文、江泽涵。江绍铨又名江亢虎，名噪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洪水猛兽”的言论，被他父亲开除出籍；江绍原，北京大学名教授，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的闯将。江泽涵是江东秀的嫡堂弟，我国拓扑学的倡导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北京大学名教授。根据江村江氏世系辈行排列，“洪图绍世泽，丕显振家声”为次序，徽州人士考证认为，江泽民的曾祖父江图，为江村一位普通木工劳动者，于清咸丰年间避洪杨之乱流落到江苏江都县仙女镇，开设一家“振鑫记”木匠铺，以后一直未返原籍。其子江绍岳(石溪)，擅长诗文，喜好丹青、音乐，参加扬州“冶春诗社(后社)”，悬壶于头桥(今属邗江县)、仙女镇，由于医术精湛，且常为贫苦病人施医施药，深受公众称道。后受聘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任协理，遂迁居扬州，于1933年病逝该城。绍岳有七个子女，因家贫，仅存长子世俊(冠千)、六子世侯(上青)、七子世伯(树峰)。江上青有三子女：江泽民、江泽玲、江泽慧。
江冬秀的曾祖属“图”字辈，名图烺。图烺有九子，老七绍理有二子：世贤、世才。世贤是江东秀的父亲，“布政司经历，加二级”，37岁病故；世才是江泽涵的父亲。
江冬秀(端秀)的父亲和哥哥江泽生(耘圃)都是“瘾君子”，不事生产，把好好一份家业消耗掉了，总算还保留着一座厅堂宽敞的通转楼，不过有些破败而无力维修了。冬秀的母亲吕贤音出身(旌德)庙首官宦世家，其祖父吕朝瑞是一科一甲探花。其父(也就是冬秀的外公)吕佩芬，进士出身，任翰林院编修，光绪末年，曾筹划安徽铁路有限公司，开筑了一段皖南铁路，化下了很多心血。她的外公本家吕凤岐、吕碧城父女文才名传一时，尤其是碧城女士一代巾帼，秋瑾好友，女权运动先驱，慈善家，为废屠动物，奔走国际论坛……传统的世家名门、杰出人物的熏陶，使自幼就缠了小脚的江冬秀在待人处世作风上倒是恢宏大度，不乏大家风范。
因为5岁时就失去了父亲，缺乏学业监督，江冬秀仅在本村书塾读了二三年，识得的字大多数还给了老师。她的老师胡鉴祥，绩溪上庄人，胡适的族叔。冬秀童少年的不少时间，是在叔父世才家度过的，那里有她的三位堂姐妹作伴。江世才经商致富，新造的两幢通转楼连成一片，颇有规模。江冬秀比她的嫡堂弟江泽涵大12岁。江泽涵回忆当时情况说：“我出生时，我们还生活在以祖母为家长、近十口人的大家庭中；次年才分成两家分炊，但仍同住在原处十多年。故我从婴孩时代起，就得冬秀的照料和爱护。”
胡适与江冬秀联姻事，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办婚姻。故事还得从一次庙会讲起。当时，绩溪乡下盛行“喜会”(又名“火把会”)，每逢闰年，为纪念南霁云、雷万春抗敌有功，必要举行“喜会”，游龙灯、玩花灯、放焰火、演徽戏……喜会举办地，四乡村民汇拢，家家户户亲友盈门，非常热闹。胡适十二三岁那年，适逢轮到七都(旺川)乡举办，胡适的外公冯振爽(金灶)家(新屋已在胡铁花资助下建成)顿时招来了不少人，其中有邻县江村的吕贤音(菊花)，冯顺弟偕胡适也来了。江家与胡家本有表亲关系，两位姐妹自然一见如故了。“菊花嫂看见胡适这孩子聪明活泼，相貌端正，很想将其女江冬秀许之，并将此事告诉曹诚钧(胡适舅母的兄弟)，由曹诚钧作伐……”同时，吕氏还托冬秀的塾师、胡适的族叔胡鉴祥去说媒。看来江家是很主动的，冬秀相貌平平，短腿。小脚，眼有翳子，但江家比起胡家来，经济上算是优裕了。
两个媒人来撮合，江家门第又比胡家高，冯氏是愿意接受这门亲事的，但担心冬秀这头老虎(属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生)会克儿子这只兔子(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是只好像她嫁铁花那样，请瞎子算命先生排“八字”。胡适的“八字”是：
辛卯 庚子 丁丑 丁末
胡适的这个“八字”显然是又硬又贵的(后来被收录在一本叫《人鉴》的算命书中，并且被算命先生用来做“八字”的广告)。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把两个“八字”推算了一番，决断为女方命里带宜男，与男方生肖很合，不冲不克，且女方大一岁也无碍，云云尔尔。冯氏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不大放心，又将写有冬秀“八字”的红纸折叠好，与其他几家来说亲姑娘的“八字”一起放进一个竹筒里，虔诚地供在灶神面前，谁也不得去惊动它。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平安无事，也没有一点不祥之兆，于是冯氏在灶山燃烛焚香，拜了灶神爷，取下竹筒，使劲地摇了又摇，然后用筷子夹出一个(折好的)“八字”来。拆开，摊平，一看正是冬秀的。啊，这真是可谓天赐良缘！于是，“只有十四岁的胡适与十五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的瞎凑合和灶神爷的保佑之下，定了下来”。是时，1904年1月。
订婚后的一个月，胡适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学去了。从此，他远离家乡，融入中国时代与文化，建立自己的体系，拥有无数师长、知友与学生，而自己的未婚妻一直到14年后，就是1917年12月30日结婚那时刻才第一次睹面。
十四个春花秋月轮回，是何等漫长的岁月，而且中间还起了个坎。1907年5月，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像他老子当年那样，脚气病复发了(早一年冬已发了一次，在南市瑞馨泰茶叶店里养病)，请假回家，养病两个多月。胡母冯氏乘机向儿子提起结婚事，16岁的胡适心不在焉地说句“承认早一二年”。冯氏与吕氏都理解成“过一二年”办喜事，于是到了第二年1908年秋，江家为冬秀置办嫁妆；冯氏在10年前造的新楼中(即现“胡适故居”)选定儿子、媳妇的新房，开始布置起来；两家连黄道吉日也选定了，还买了一批百子炮仗……冯氏去信上海，唤胡适回家完婚，结果被儿子“斩钉截铁的阻止了这件事”。胡适借大骂那个算命的“瞎畜生拣此日子”(办喜事)，引出“儿既极狠此事”的心里话，巧妙地劝阻自己敬爱的母亲“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就这样，1908年双方父母策划完婚喜事，因为胡适萌芽式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主张而搁置了起来。当然还有两重严酷的现实因素，也客观上终止了这次“完婚”之举，即胡适面临上海学业中断(中国公学学潮，转入中国新公学)无法回乡结婚；家庭经济濒临破产，二哥绍之在沪、汉中兴家业，不能因弟婚礼返乡而中断。冯氏是深明大义的，终于理解儿子了。
1908年8月，胡适在他任编辑的《竞业旬报》上，以“铁儿”的笔名发表《婚姻篇》文章，说“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便把中国四万万的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这无疑是他订婚现实的写照，但基于他对母亲的孝心和根深蒂固的程朱理学封建伦理观，胡适最终还是跳不出这场包办婚姻的窠臼，诚如他在那封给母亲的 长信中所言，“男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实在男断不敢不娶妻，以慰大人之期望。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可以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若大人因儿此举而伤心致疾，或积郁成病，则儿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大人须知儿万不敢忘吾母也。”
果然，1910年胡适考取第二期“庚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在大洋彼岸一呆就是7年，而且经历两次心心相印的精神恋爱(一度还心猿意马)，度过危机，“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胡适终于按父母之名归来完婚。
文章摘自《胡适家事与情事》 朱文楚/著 团结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