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辜鸿铭

　　辜鸿铭，尊者称其为“怪杰”，鄙者谓之曰“怪物”；且看他周遭的名士们对他的印象。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周作人《北大感旧录》)

　　“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

　　“以茶壶譬丈夫，以茶杯譬妻子，故赞成多妻制，诚怪论也。”(梁实秋《辜鸿铭先生轶事》)

　　“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凌叔华转述洋名人的话《我所知道的槟城》)

　　“怪物”之谓，是1911年10月25日辜鸿铭致《字林西报》的保皇信发表后，中文报纸译载时，在标题中赠予的嘉名。

　　在西方人眼里，辜鸿铭与印度的泰戈尔不分仲伯，被视为东方的代言人、圣哲，更有甚者说“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以不看辜鸿铭”。而在国人的眼中，历史留给他的境遇是何等尴尬。他那根辫子是“顽固”、“保守”和“怪诞”的象征，本人亦成为任人讥嘲的小丑。他自诩“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他曾幽默地对凌叔华说他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今有好事者，说他“教在北大，扬我中华”。

　　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

　　辜鸿铭(1856—1928)，名汤生(Tomson)，又名立诚，自称慵人，别署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福建同安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曾祖辜礼欢是富甲一方的种植家，于英人占领该岛时，以华人身份被委任为地方政府首脑。祖父辜龙池供职于本岛英政府机关。父亲辜紫云不喜从政，在英国人布朗的橡胶园担任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其父辜紫云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极强，家里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节必定祭祀，给儿子起名字也是按族谱排序。辜鸿铭后来说：“我之姓‘辜’，考其姓氏由来，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汉语里有‘罪’的意思)。但这并不足引以为羞，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正可耻！”

　　父亲辜紫云为人精明能干，善于管理，又特别忠于主人，深得布朗夫妇赏识。恰布朗夫妇膝下无子，便将辜紫云的次子辜鸿铭收为义子。辜鸿铭混血儿的特征明显：黑眼睛泛蓝光，黑头发微发黄，白皮肤高鼻梁。天赋异禀，聪明过人，自幼受东西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辜鸿铭挟天时地利人和祥风，如虎添翼，终成大器。

　　岁月如流。义父布朗年事已高，因思乡心切，决定带辜鸿铭回苏格兰去。

　　临行前，父亲辜紫云在祖宗的牌位前摆上供品，令辜鸿铭焚香跪拜，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还摸着他脑后的小辫子说：“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父亲的话，让中国根深深地植入辜鸿铭的心中。

　　1867年，十一岁的辜鸿铭随布朗回国，他们的老家在苏格兰的故都爱丁堡。

　　爱丁堡，人称是“欧洲最美的城市”、“北方的雅典”。她的美除自然风光外，更因她是座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的城市。

　　英伦岁月，少年辜鸿铭头上拖着小辫子，一次他上男厕所，硬是被管理员拽出，塞进女厕。这倒也罢，令他更不能容忍的是被洋人嘲弄。街上的孩子总是冲着他喊：“看哪，支那人的猪尾巴！”因有父训在先，他不得不忍受屈辱。这压抑、愤懑，无形地埋植了他对西方人的尖刻心理和对中华帝国崇拜的种子。

　　有趣的是，一次他偶尔结识了一位英国姑娘。那姑娘可爱、淘气，竟玩赏他的小辫子，并说希望他送给她。辜鸿铭好胜，一时兴起，把父训丢在脑后，操起剪刀，喀嚓剪下，真的送给了那位姑娘。

　　布朗对辜鸿铭寄予厚望，精心地为他设计人生蓝图。为了让辜鸿铭学好语言，他认为最好的捷径是背诵世界名著，首先从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这部六千五百行的无韵诗，辜鸿铭很快就攻下，然后，布朗再给他讲解诗意。继之再背莎士比亚、歌德和卡莱尔的著作。同时，布朗请来家庭教师教他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自然学科。

　　经一番寒霜苦，辜鸿铭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院。

　　爱丁堡大学是英国著名学府，哲学家休谟、小说家司各特、历史学家卡莱尔、生物学家达尔文都毕业于此。

　　辜鸿铭求知欲极强，义父布朗望子成龙，多次带他拜见老朋友、校长卡莱尔先生。

　　“‘现金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上一条枪’。” 卡莱尔先生这些抨击西方社会的警句格言，辜鸿铭铭诸心版。他尽情地咀嚼大师们的智慧之果，滋补自己。尤其是卡莱尔身上的强烈批判精神、尖苛的词锋注入了他的灵魂，影响了辜鸿铭的一生。

　　盛世难逢，名师难遇。辜鸿铭亲聆卡莱尔的教诲，并受赏识。他更潜心于学业了，攻克了希腊文、拉丁文。他的智慧的火花随之在生活的撞击中迸发出来。有一次过节，他在宿舍里摆上香烛祭祖，并念念有词。房东英国太太见之，指着桌上的供品揶揄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用这些酒菜？”辜鸿铭回敬道：“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香的时候吧！”

　　他另一次小试牛刀是在公共汽车上倒拿了报纸。身边的英国人结伙放肆地嘲笑他：“喂，看这个乡巴佬，根本不懂英文，把报纸倒着拿还装得挺像。”辜鸿铭等他们嘲弄够了，用流利的英语淡淡地说：“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实在没意思。”窘得一伙人瞠目结舌。少年辜鸿铭便学会用智慧和知识还击那些高傲的西洋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

　　1877年，二十一岁的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对他拥有一手纯正的维多利亚时代英文，孙中山先生曾说：“我国懂英文的，只有三个半，其一是辜鸿铭。”林语堂后来也誉辜氏“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

　　毕业前夕，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去世，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业，家人致信布朗保密。布朗对辜鸿铭的呵护是精心的，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又送他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仅一年时间，辜鸿铭便获土木工程师文凭。课余，他精研德国文学、哲学经典。三十年后，蔡元培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在德的声名已如日中天。四十年后，林语堂到莱比锡求学时，辜的著作已列为哥廷根等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书了。其名之盛，无中国人比肩。

　　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至巴黎大学留学。令他吃惊的是义父刻意将他安排与巴黎一位名妓作邻居。目的是让他不仅学法语，更重要的是让他借此之便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在染缸中领略了出入名妓府的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练就了“金脸罩，铁嘴皮”的硬功夫。他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识的。

　　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氏手笔。

　　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身价，增强了他的自信与自负。

　　婚在东洋 仕在北洋

　　婚在东洋，是指辜氏他有一位日籍的妾，大阪姑娘吉田贞子。

　　还是先从他的元配说起。辜鸿铭的元配夫人叫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雅好小脚，他有一套奇谈怪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他认为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他还有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瘦、小、尖、弯、委、软、正。

　　辜鸿铭作文时总把淑姑唤到身边，让她脱去鞋袜，把小足伸到他的面前让他赏玩，甚而用鼻去闻脚上臭味(肉香)。他觉得这是“兴奋剂”。一边玩赏一边写作。有时文思枯涩，他便把淑姑小足盈盈握在手中，顿觉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十分欣赏淑姑的“三寸金莲”，还吟诗诵之：

　　春云重裹避金灯，自缚如蚕感不胜。

　　只为琼钩郎喜瘦，几番缣约小于菱。

　　他的这一癖好，竟引出一段荒诞的笑话。在北大执教时，他去一位学生家看藏书，见到开门的丫头小脚，顿生兴趣。本来他是来看学生所藏的宋版书的，此时心意全乱，匆匆浏览，触景生情给学生写了一副古人集句：

　　古董先生谁似我？

　　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位学生悟出先生是想得到这个丫头，自然投其所好，送之。那丫头行前把小脚洗了又洗。到了辜府，辜鸿铭捉起丫头的小脚，嗅不到一丝肉香(臭味)，趣味索然，差人把丫头送了回去，并附一信，只书四字“完璧归赵”……

　　不几年，辜鸿铭完成纳妾的心愿，娶了吉田贞子。贞子漂亮、温柔，只是大脚。他把贞子比作“镇静剂”，只要她陪他睡觉。

　　辜鸿铭日后声言：“我的一生有如此之建树，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我有兴奋剂和安眠药(镇静剂)日夜陪伴着我。”

　　辜鸿铭有一次不小心惹恼了这位东洋太太，贞子将门紧闭不理他。辜鸿铭讨饶、告罪也无济于事。三日三夜辜鸿铭寝食难安。他找来一根鱼竿，爬上凳子，推开窗户见到贞子躺在床上，遂煞有其事地钓起桌上鱼缸里的金鱼。那鱼是贞子从日本娘家带来的良种珍品。贞子终于忍不住说：“别捣乱了！”辜鸿铭收起鱼竿哈哈大笑着说：“我只不过是要把你的话钓出来罢了！”

　　1904年，爱妾贞子病逝。葬于上海外国人公墓。辜鸿铭亲题墓碑“日本之孝女”。并以诗记其殇：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然而，辜鸿铭毕竟是个花花世界里的花花公子，拈花惹草时时有，眠花宿柳处处生。

　　辜鸿铭拥有娇妻美妾，总以现身说法向友人宣传一夫多妻的好处。每说到纳妾，他兴致特高，妙语连珠。一日，他与两位美国小姐谈妾时说：“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elbow-rest)，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美国小姐反驳：“岂有此理，如此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人做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乎？”她们以为这下可把辜鸿铭驳倒，不料辜答：“否，否。汝曾见一个茶壶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

　　又有一次，几位德国贵妇人慕名拜见辜鸿铭，向他宣扬女子也可多夫的道理。辜鸿铭连头都不回，问道：“府上代步是马车还是汽车？”这几位存心刁难他的女人有人回答马车，有人回答汽车。辜鸿铭当即应道：“不论你是马车还是汽车，总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众人愕然。

　　后来，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陆对徐立规矩：“你不能拿辜先生的茶壶的比喻作借口，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合用。我今后只用你这把牙刷刷牙，你也不准向别的茶杯里注水。”这两则趣闻，都成为世人笑谈。

　　辜鸿铭曾三次投书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大肆鼓吹纳妾。弄得美国主编十分尴尬，劝他别再写了。他还大骂“美国男人不敢娶小老婆，没出息”。同时大骂洋人表面装正经，一夫一妻，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处寻欢，找情妇，逛妓院，到头来还唱一夫一妻的高调。

　　1878年辜鸿铭衣锦还乡，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槟榔屿，他被政府派驻新加坡。在新加坡偶遇游学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三日，马氏劝他回国立业，辜鸿铭顿悟精深博大的中国文化才是自己的归宿。辜氏的人生轨迹由此彻底改变了。

　　1885年，辜鸿铭在张之洞麾下做幕僚，连袂出演了长达二十年的“拯救垂死大清帝国”的悲剧。

　　辜鸿铭上任伊始，便订了三十多份外文报纸、五百余种中外杂志，资此洞察国际政局、商贸行情，襄助张之洞决策。当时，辜氏兼任对外贸易税收督察事务。一天，他看到一宗外国来的公文，称中国货为“土货”(native goods)，十分恼火，提笔挥毫将“native goods”改成“chinese goods”。他认为“native”一字含有“生番野蛮不化”的意思，我泱泱大中华文明古国，岂能忍此侮辱，应称“中国货”(chinese goods)。同仁中有人对此激赏，也有人不以为然，说“native”一字习用已久。辜鸿铭斥之“积非成是，奴隶思想”！还声称“即令抚台把它改称 native，我也照样把它翻成chinese”。

　　辜鸿铭自知中华文化底子薄，请幕中翰林、进士教他，孜孜以求进入中国文化的门径。

　　1902年慈禧太后六十八岁生日，大小官员祝寿。两湖总督府也大宴宾客，为助兴，席间还伴奏西乐，播唱为慈禧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见场面如此奢华，联想到衙门外是饿殍载道，不胜感慨地对邻座梁鼎芬说：“现在满街都唱《爱国歌》，却没有人唱《爱民歌》！”梁戏答：“你何不编一首唱唱？”辜鸿铭沉吟片刻，摇头晃脑一字一句念了出来：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语惊四座，哗然一片。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筹建枪炮厂(后汉阳兵工厂)，想把它建成德国的克虏伯。不惜代价，聘英国兵工专家伍尔兹为顾问。辜鸿铭负责接洽，他与伍尔兹一番对话后，毅然将伍尔兹辞了，张之洞大怒。辜鸿铭说那人是骗子，想发横财来的。辜说伍尔兹是爱丁堡大学商业专科毕业，根本不会造枪炮。接着他向张之洞推荐自己留德的同学、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威廉·福克斯。说要请就请真正的专家。

　　福克斯到任，在宴会上酒喝多了，不经意中泄露了德国克虏伯的秘密。不久，竟被英国《泰晤士报》登了出来。当福克斯告诉辜鸿铭他担心家属的安全时，辜鸿铭叫他宽心，说他见到报纸后，禀报了张之洞，已叫人为其家属办理来华手续，并已备好别墅供他们全家使用。福克斯深感其情，悉心工作。

　　1901年，辜氏出版《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宣传中华礼教治国的道理。《清史稿》评为：“唐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辜鸿铭喜欢骂人，凡他看不顺眼者一个都不宽恕。他当面幽默盛宣怀“贱货贵德”，讥讽“各督抚之为吹牛皮”，斥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为“出洋看洋画”。对主人张之洞也有微词。他最恨之入骨的是袁世凯。某次宴会上，袁世凯对驻京的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专门办事的。”后来这话传到辜鸿铭耳边，他当场讥讽道：“诚然，然要看所办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人可以办得好的。”辜氏不止讥嘲，还骂袁是“贱种”。袁尝过辜嘴皮、笔头的厉害，有点惧怕，想和缓关系，托人请辜做他的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大洋，并云勾销此前一切恩怨。辜氏当时囊中虽然羞涩，但立即拒绝。袁世凯死时，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停止娱乐三日，以示哀悼。辜鸿铭却特意在家中开堂会，连续三日悬灯结彩锣鼓喧天唱大戏。

　　辜鸿铭身历两次帝制复辟，都如儿戏一般。清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们头顶的官帽(擎盖)也没了。唯有张勋和辜鸿铭的辫子(傲霜枝)还拖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辜鸿铭在张勋六十六岁生日时，集了一副对联赠之。联曰：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教在北大 扬我中华

　　辜鸿铭与北大结缘，缘于蔡元培。尽管他俩所行的“道”有所不同，在五四运动来临前夕，保皇党的辜却坚持与蔡同进同退。他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他很从容地说：“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1917年辜鸿铭到北大当教授，讲授英文诗。罗家伦对他的形象的描绘当最具代表性：“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学生们对他的辫子当然觉得有趣，发笑。他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真正出语不凡。同学们戏言，谁要想一夜出名很容易，把辜先生的辫子剪掉，中外报纸准会刊登。

　　上课前，他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他上课引经据典。今天说教学生们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背诵，同学们倒不怕，最怕翻译。学生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为英文，个个抓耳搔腮。他上课有时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

　　辜鸿铭长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个好事的学生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冯友兰说：“他在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他讲课辅以声色，很受学生欢迎。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老头倦卧在沙发里，洋教授冲他不怀好意地一笑。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无言以对，仓皇逃去。

　　对洋人辜鸿铭历来如此。当年在张府当幕僚时，一外国顾问起草文件时问辜鸿铭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跑到书架上搬了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你自己去查去！”

　　辜鸿铭的辫子，永远是捏在他人手中的谈资笑柄。他曾自辩：“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

　　辜鸿铭与胡适是思想上的论敌。辜常揭胡外语功力不够的老底：“以粗俗鄙陋的‘留学生英语’叫嚷什么‘文学革命’，这个胡适简直是瞎胡闹！”“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

　　胡适曾拍马上阵，在《每周评论》上撰《记辜鸿铭》，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剖析辜氏留辫子的原因：“当初是‘立意以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归’了。”指出他并不是真的留恋前清，而是标新立异罢了。不日，酒会上两人正好相逢。胡将那张报纸给辜看。辜阅后厉声斥责：“胡先生，你公然毁谤我，你要在报纸上公开道歉。否则，我将到法院控告你！”胡适也不示弱：“辜先生，你是开玩笑吧。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半年后，两人再度相逢。胡戏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没有啊？”辜正色答：“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所以才不愿意控告你，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狗屁不如，谁愿意跟你计较？”

　　对辜鸿铭的这种清高、自大、傲慢和怪癖，蔡元培能容。陈独秀看了曾大发牢骚：“辜鸿铭上课，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慢吞吞上课，一会吸烟，一会喝茶……蔡元培能容忍他摆架子，玩臭格，居然一点也不生气！”更刺激的是，在北大一次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对于辜鸿铭的种种复辟论调，陈独秀、胡适以及蔡元培都曾把他作为东西方文化论战的靶子，在报刊上唇枪舌剑交锋过。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一时赋闲在家。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月薪五百元。这倒真应了他的老话： “中国人不识古董，所以要卖给了外国人。”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惟王为尊”一生的辜鸿铭，于1924年初终于见到溥仪一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辜鸿铭赴台湾游历讲学，1927年秋返北京。

　　1928年4月30日终老于北京。

　　论名士，说风流，辜鸿铭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他是一位矛盾、复杂的人物。温源宁说得中肯：“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他自身的矛盾。

　　辜鸿铭服赝、推崇我国的固有文化。他认为：“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关于愚忠清室，辜氏有一段夫子自道：“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 ——乃忠于中国之政权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是位反传教斗士。辜氏之爱国最突出表现在1891年引发的“长江教案” 事件上。当时，侵略分子大造舆论，歪曲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真相，谩骂中国人野蛮，叫嚷要用“炮舰镇压”。这时，辜鸿铭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写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送到上海《字林西报》刊发，谴责西洋在华的一些传教士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的为非作歹，对侵略者进行义正辞严的批驳，为国人反洋教行运动辩护。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评论，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不满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1901年，侵略者叫嚣要中国拆除大沽炮台时他挺身而出，一语惊人：“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 ——传教士炮台。”他以笔代炮，炮轰那些伪善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侵略。辜氏的名字因此受到西方的关注。

　　他反对乱用洋人。他不迷信西洋“改良”一切。他摆足架子接见毛姆，数落毛姆对中国文明的歧视：“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的深奥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那么为什么你们白种人轻视黄种人呢？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并预言：“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说得何等畅快、深刻。

　　上世纪20年代，他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没有文化的美国》，调侃美国只有爱伦·坡的一行诗。

　　辜鸿铭在做黄浦浚治局督办的几年，手中有实权，敢于顶住洋人的压力，为民做主，大胆处理不法洋人，揭露中国贪官与洋人勾结的贪污行为……

　　对于辜氏“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林语堂说得十分精彩：“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

　　辜鸿铭确实为中国人争了不少面子。他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我国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林语堂评论辜氏的译著“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1921年，德国哲学教授奈尔逊对中国留学生说：“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种，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指《哀诉之音》、《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抵抗》)当奈尔逊教授从《泰晤士报》获知辜鸿铭于北大辞职生活穷困时，准备汇款济助。德国人曾将辜氏作品译刊为《怒吼之声》(Vox Clamantis)，且组织辜鸿铭俱乐部与读书会，以示尊崇。

　　上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

　　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泰戈尔获奖)。

　　且看辜鸿铭与世界名流的过从：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

　　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

　　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

　　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氏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

　　名士风流 独领风骚

　　名士辜鸿铭的风流与他的语言天才一样，独领风骚，似无人可及。

　　辜氏一妻一妾。吉田贞子去世后，老牛夕阳的他又觅了一位碧云霞以慰老怀。他在一本鼓吹中国文化救世论的英文书中，振振有辞地鼓吹“纳妾并非不道德”，像为辫子保驾一样，为纳妾护法：“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辜鸿铭喜欢狎妓。民国以后，辜鸿铭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一天，开完会后，他收到三百块大洋“出席费”。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收买人心，立即拿了这笔钱去逛妓院。把北京八大胡同每个妓院溜了一遍，让小姐们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元大洋散光，他才扬长而去。他同情小姐，认为她们卖淫是卖穷。

　　辜氏不仅喜欢嫖，还喜欢赌。嗜好麻将。有次与人“叉麻雀”，摸得一手好牌，完全可能赢，最后因少了一张牌做了“相公”。洗牌再战时，众人发现这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发现挂在辜鸿铭嘴边。原来他打得太专心了，误将麻将当雪茄叼了起来。

　　他还卖过文凭。这是他亲口向胡适讲的。

　　安福部当权时曾立法，部分参议员需中央通儒院票选。凡有外国的硕士、博士文凭者都有选举权。有人兜买，二百元一张。

　　×××找辜鸿铭，希望投他一票。辜说他文凭丢了。×××说您老亲自去投，不用文凭。辜说要五百元。两人几番讨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送四百元和选举入场券给辜，叮嘱务必到场。辜鸿铭拿到钱立马到天津，把四百元 “报效”给小姐一枝花，玩了三天才回来。事后，×××大骂辜不讲信义，辜顺手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小子的头，大骂他瞎了眼：“敢拿钱来买我？”把那人吓跑了。

　　辜鸿铭偏激。他瞧不起严复(又陵)和林琴南(林纾)。一次酒酣耳热时，辜发怪论：“如果我有权在手，我定要杀两个人以谢天下。”邻座问杀谁(另一说，他与严、林同桌)。他说：“严又陵和林纾。”邻座问为什么。辜说：“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道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祸连天，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教青年侈谈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二人，天下安得太平？”

　　辜鸿铭性狂。在一次社会名流政界要人宴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信口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要安定些。”

　　辜鸿铭幽默。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在家宴客，客人中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大家推他坐首席。坐定，大家讨论中西文化。洋主人问他：“孔子教育究竟好在哪里？”辜答：“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上座，即是行孔子之教。若照争竞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等到胜败决定，然后定座，然后举箸，只恐怕大家这一餐都不能到口了。”说得众人点头称是。席间，一个洋人问他为什么留辫子。他指着那人嘴唇反问：“你为什么要留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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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鸿铭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品格：“我向来不拜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