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美国政府颁布了个难民法令，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士入境，并且有机会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张爱玲得知这个消息后，有心离开香港，考虑往美国去。

　　张爱玲想去美国，看不出来原因是她向往西方的文化与生活，或是羡慕在美国出了大名的林语堂，而是她自去年从大陆来到香港，在这一年里所经历的求学与求职的种种不愉快，已经完全轰毁了原本对香港的好印象，何况——

　　香港虽是“自由之港”，是居于中国大陆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折冲之地，可因它与大陆存在的天然联系(距离太近)甚至依赖关系(最要命的是由大陆供应淡水)，使得对中共心存恐惧或芥蒂的人在香港缺乏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张爱玲的“死穴”，所以她在港大读书，仿佛总骑在门槛上，一只脚里，一只脚外，随时要走，时时想着“走得越远越好”。

　　事实上，在1952年11月18日，也就是她入港大才两个月，就曾不惜退学而“走”过一回——是往日本去，时在东京的好友炎樱代她申请了入境证——只不过未能居留，三个月之后不得不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

　　张爱玲要到美国去，除了手上一枝笔以外别无长技。也就是说，要在异域生存，靠的只有这枝笔。可是她最终能否在美国那种陌生之地，重开她的文学之花，让真正“肥白如瓠”的美国人像看似“肥白如瓠”的上海人那样成为她的热心读者，她并无把握。当然也并非毫无信心——因为前有榜样。那个“幽默大师”林语堂当年就是凭着一枝笔闯入美国的，且不是独闯，是如同蜗牛一般把家驮在背上的，一妻三女，五口之家。而她只身一人，作品能否畅销，固然要看水土服与不服，但最低限度的自给自足总不应太难，至少压力要比林语堂小些。

　　少年时就有过“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念头的张爱玲，此时不仅会从林语堂的经历中寻些自信，也应该会注意到林语堂的做法。林语堂在国内时，就以散文见长，他入美的敲门砖《吾国与吾民》便是散文；及至入美后，虽也写过一些小说，并翻译了一些作品，但最成功的仍为散文作品。

　　像照顾子侄一样对待张爱玲张爱玲既然原本擅长小说，此时便也就一门心思用在小说上。想法也是创作加翻译。她一边将《秧歌》译成英文，一边选择译作。张爱玲与林语堂择译的目光同样瞄向中国古典作品，但有意思的是两人口味的差异，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林语堂意在《浮生六记》、《老残游记》、《影梅庵忆语》、《秋镫琐忆》、《幽梦影》，张爱玲考虑的则是《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列传》。

　　说是考虑，不如说是心愿，因为《醒世姻缘传》长达百万字，《海上花列传》还是吴语，张爱玲不会不知道翻译它们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完成，而远水救不了近火。

　　要说张爱玲与林语堂两人目标一致的，恐怕只有一部《红楼梦》。而林语堂虽也曾有过译红楼的打算，但终因担心现代美国人难以接受早在他们合众国成立前十多年就死了的曹雪芹而未予动手。以张爱玲对《红楼梦》的钟情，第一个自不免会想到它。可是要译，她还没有这个自信，“因为懂得，所以‘害怕’”。张爱玲也许会听说林语堂在美国的成功，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鼎力相助分不开，她自然因此也想在美国找个可以帮忙的人。不知是因《醒》、《海》二书想到一个人，还是根本就因其人才选此二书，张爱玲“瞄发瞄发”的眼睛停在了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下来、正在纽约做寓公的胡适身上。

　　张爱玲对胡适并不陌生，1944年，她在上海写的《诗与胡说》一文中曾论及他： “……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在感觉里，她对他更有种特别的亲切，虽然她与他还从未见过面。那亲切不仅来自于她早年读过他的书，而且还有她的长辈与他的交往。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买过《胡适文存》，大概又因读了胡适的考证，去买了《海上花》。张爱玲大约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坐在乃父的书桌前看了《胡适文存》，后来又“破例要了四块钱”买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缘传》，与弟弟分了看。仿佛一家人都爱读胡适或胡适推荐的书。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借了张廷重的《胡适文存》，看过了也不及时归还。后来为了张爱玲与乃兄闹翻断绝了来往，更不还了。张爱玲则读《醒世姻缘传》一遍不够，非常痴迷。在香港上大学遇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攻打香港，她做了一名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 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张茂渊与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早年还曾与胡适一个桌上打过牌。抗战胜利后报纸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茂渊看着笑了起来说： “胡适之这样年轻！”

　　有了这些插曲，张爱玲应少些与胡适联系的顾虑。她虽是“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才“充满了生命的欢悦”的性格，但在某些必须“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也是可以凛然而出的——当年她就是挟着《沉香屑》与《心经》，分别登了素昧平生的周瘦鹃与柯灵的门的。当然她对胡适更敬畏些，可毕竟也只是写封信而已，并不是面对面，不会有当面语塞的尴尬。

　　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给胡适写了封短信，同时寄了《秧歌》。此信被胡适粘在他1955年1月23日的日记前：

　　适之先生：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的写信来。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cribuer

　　见了最后一面

　　张爱玲到美国后，一时无处栖身，在炎樱的介绍下，住进了纽约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救世军是救济贫民出了名的，几乎成了“贫民”的代名词。它收容的人中有许多是酗酒者，管事的老姑娘人们都叫她“中尉少校”，使人想起美国西部牛仔片中的情景。张爱玲以难民身份入得美国，当时的处境也确与一般难民无异。她的《秧歌》英文本由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出版后，虽然获得评论家肯定，一般读者却并不欢迎，只印了一版，还销路不畅，张爱玲的收入大受影响，于是赶紧想下一步棋，有心将《金锁记》的故事拓展，写成她的第二部英文小说，名字也想好了，就叫《粉红的眼泪》。

　　张爱玲听说美国有一些基金会，可为文艺家提供短期免费食宿及创作的场所，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就有一家“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那当然是理想的去处，于是她在出版社的介绍下，向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提出了为期三个月的申请。

　　不知胡适在感恩节后有没有再请张爱玲“吃中国馆子”，就在这冬季里他们见了最后一面。那次见面，是胡适到张爱玲住的第87街上的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那天胡适坐的时间不长，两人交谈的内容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也说得草草。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是“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的，纽英伦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的总称，张爱玲即此指她动身往麦克道威尔去。显然她说的“二月”是指农历。因为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是公历3月2日写信回复，同意她的申请，而她是3月中旬才从女子宿舍启程的。

　　就在张爱玲抵达麦克道威尔之前，一位美国老作家也悄然来到这里，他的名字叫费迪南·赖雅。赖雅曾两次中风，身体精力不济，来此是想通过休养为写作积蓄能量。张爱玲到达麦克道威尔的第一天，即3月13日，他们见了面；第二天两人交谈了几分钟；3月下旬，他们已经开始互访对方的工作室；4月1日，他们在大厅中坐在一起享受复活节正餐；几天后，她将《秧歌》拿给他看，得到了他的赞赏；此后他俩单独来往的次数增多；5月12日晚，他们便做了成人的游戏，还被赖雅记进了日记。此时距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个月还差一天。

　　张爱玲与赖雅的恋情发展，是如当年与胡兰成一般神速。赖雅其实与胡兰成有几分相似： 年长如父，聪明有趣，阅历丰富，善于表达，善解人意，长于文墨；是又有她所看重的胡兰成的优点而无她受不了的胡兰成的缺点。

　　就因为张爱玲自小缺少父爱，使得她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父亲角色的补偿需要。她早年的小说《茉莉香片》的主旨便是寻找真正的父亲，但那还只是她心灵渴求的反映。胡兰成的出现，使原本以为是难以企及的冥思忽然变作了可以追求的现实，她便“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她在与胡兰成感情出现危机前对记者说： “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那时的她还未料到男人的这个年龄却又是危险的年龄——大得还不够。此番看上大她30岁的赖雅，或有吸取教训的意思，当然即便有也是下意识里的。赖雅青壮年时，也是一位风流健儿。前妻是美国著名的女权运动家，离婚后，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朋友，可到了张爱玲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如同那个在香港请炎樱看电影的潘那矶先生——所有的辉煌都已成了过去，是个落伍的人了。力既不足，心也就无余，为妻也就再不用为他的专心与否操心，而他的智慧还在，风趣还在，其他的优点还在，当然好了

　　使人惊讶的是，赖雅竟然与胡适同庚，同为1891年生人！单看张爱玲与胡适的交往，一般只会感到她对他的特别尊敬与他对她的非常关爱，及至看到张爱玲转身即与赖雅婚恋，这才使人蓦然惊觉张爱玲与胡适交往时，她的内心正何等的寂寞与脆弱。而她与胡适这一对才子才女，其实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的。这时倘若回过头来再读《忆胡适之》，就会感到他们除了彼此的慈与慕之外，隐隐约约的也有一些什么火苗在摇曳，尤其是写她与胡适见的最后一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悲风”并非来自时代的深渊，而是来自张爱玲的心底。她心中的那等悲凉又从何而来？不免使人想起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话： “张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

　　姑姑当年见了胡适报上照片之后那样的笑貌口吻，不仅一直留在张爱玲的印象中，此时也会在张爱玲对胡适的感情中起到某种发酵作用。而胡适对张爱玲与赖雅的恋情实际上也起了某种发酵作用，否则不会那么快得惊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一般会以为胡兰成是“沧海”，谁知却原来胡适是“巫山”呢！

　　而以张爱玲对胡适的依恋，以胡适的才子情怀，衍生出一段恋情，不是没有可能的。而若果真如此，相较于张爱玲与赖雅婚姻的辛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然胡适也有“力既不足，心也就无余”的状况，而张爱玲初至美国，还想有一番作为，即便情生于不知不觉，也还是会随时警醒而立即禁绝的。何况在当年，胡兰成的夫人她可以忽略；而现在，胡太太是那么著名地在那里，张爱玲再不会像年轻时与胡兰成那样“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张爱玲： 《红楼梦魇·自序》。了。

　　赖雅在麦克道威尔的期限是5月中旬，张爱玲则可逗留至6月底。赖雅于5月14日只身离开麦克道威尔，前往纽约州北部的另一个营地——耶多艺文作场。张爱玲在入住麦克道威尔的第二个月即向场方提出续期申请，可是夏季的名额已经满了。张爱玲在懊恼之余，却听说秋季尚有余额，于是赶紧预订。赖雅也订了同期。

　　本来张赖二人由各自的性情，萍水相逢之后，多半也就按照各自的生活轨迹运行下去。即便在麦克道威尔再次相逢，也还是不能排除曲终人散、天亮分手的结局，可结果是两人竟于当年8月奉子成婚了！

　　张爱玲与赖雅在麦克道威尔春风一度而至怀孕，显然事应在意料之中实际却在预料之外，张爱玲因缺乏思想准备而不免惊慌，好在赖雅这时的表现像个绅士——尽管他离婚30年来一直不肯再结婚，与张爱玲在麦克道威尔附近的车站分手后，他也没有想定要与张爱玲结婚。可是当他得知她怀了他的孩子而又显得十分无助时，自觉对这个可怜又可爱的东方女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毫不犹豫地写信向张爱玲求婚。12年前，张爱玲写《金锁记》，其中有一句话是： “男子对于女子最隆重的赞美是求婚。”不久她就得到胡兰成最隆重的赞美了。她《粉红的眼泪》里若留此句，应改为“男子对于女子最大的安慰是求婚”。可是赖雅“买椟还珠”——他坚决不愿留下她肚里的那个他称之为“东西”的胎儿。张爱玲本是“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胡兰成： 《今生今世·民国女子》。的，此时当然即便单为迁就赖雅也不会不同意，于是到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虽然未必见得留恋孩子，可还是免不了有些感伤。令她感伤的还有她侨居伦敦的母亲病逝的噩耗传来。

　　那年她父母离婚后，母亲赴法国之前到她住读的学校里来看她。当着母亲的面，她“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可是当母亲离去后，她才“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这次与母亲永别，不知她是否也“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虽然她自言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胡兰成也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可是给读者的印象她也并不是个眼涩泪涸的人。不同的是，那次是“哭给自己看”的，这回却可哭给赖雅看了。
　　又做担保人

　　10月里，张爱玲与她的新婚夫婿双双重归麦克道威尔。虽然这次他们可住到来年4月，可是之后的去处不知在何方，赖雅向耶多的再次申请又被拒绝了，这使张爱玲不得不在入住麦克道威尔之前，就开始忙着四处申请别的艺文作场或基金会，像她40年代在上海初登文坛时的四处投稿。于是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适之先生：

　　久未通信，但是时在念中。我在二月里离开纽约，由出版公司介绍我到Macdowell Colony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 来住。这地方是一个作曲家Edward Macdowell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创办的，环境非常好。您记得我曾经告诉您我有一个长篇小说写了三分之一，我希望能在这里写完它。我在这Colony艺文作场。认识了Ferinand Reyher费迪南·赖雅。，也是一个Scriber writer意为“画字符的机器”。张爱玲的本意是说赖雅与她一样都是作家，在此是自谦自嘲。后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更嘲称赖雅是没有作品的作家(夏志清：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台湾《中国时报》副刊，1995年9月12—13日)。。八月间我们在纽约结婚——极简单的登记结婚，所以也没有通知亲友。现在我们又回到Macdowell Colony来，我的小说大概在冬天可以写完。此后我想写另一个长篇，背景是战前至胜利后的上海。虽然已经计划了很久，一直没有勇气动手，因为需要较繁复的心理描写，叙事又不能完全按照时间的次序，这在我是一种新的尝试。我想应征Guqqenheim and Eugeve Saxton Fellowships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二者之间如果有一个入选，能够得到一年的生活保障，可以在这期间专心的写这篇小说，对于我是极大的帮助。应征要至少七个保证人。不知您能不能给我做Reference？证明人，介绍人。Saxton Fellowship是没有时限的，但是Guqqenheim要在十月十五日前应征。我想请您考虑后就写个便条给我，顺便希望您告诉我一点近况。您和胡太太谅必都安好。我有个短篇小说在下一期的The Reporter上，刊出后我立刻给您寄来。

　　张爱玲9月9日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二月里离开纽约”后，与胡适“几年不通消息”，直到1958年。这封信的存在，证明她记忆有误，也许是她在遵循“作家永远在创作”的原则。

　　这封信告诉我们，那次胡适到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时，她的去向尚未定(所以她未跟他说)，而她离开纽约前也并未向他道别。信中所说希望在麦克道威尔完成的长篇小说即《粉红的眼泪》。该作虽然按计划完成，可是书稿却被出版她英文版《秧歌》的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退回来了。可能张爱玲对这部作品用功太深、抱的希望过大，故而所受打击匪小，以致病倒，注射了几针维生素B才得以渐渐康复。而《粉红的眼泪》直到八年后的1967年，才以《北地胭脂》之名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

　　《粉红的眼泪》虽然遭遇挫折，张爱玲却未停留脚步，她仍照原计划开始写信中提及的“另一个长篇”，英文名为Shanghai Loafer，可译作“上海白相人”。可是稿成后，出版又是一个无着落。张爱玲虽然不可避免地再次沮丧，但显然较前有了心理准备，在赖雅的日记里未见她为此病倒的记录。发表在 The Reporter(《记者》)杂志上的是《五四遗事》，虽然不可能有与长篇出版可比的喜悦，但由她将此写信告诉胡适来看，多少也是个安慰。

　　张爱玲向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的申请似都未成功，具体情况不明。只知张爱玲在1958年春天与赖雅一同向一个叫亨亭屯·哈特福的基金会办的艺文作场提出了申请。

　　张爱玲又一次写信请胡适做她的担保人。胡适的表现是有求必应，马上答应了张爱玲的请求,并且将她送的那本《秧歌》,通篇圈点了,又在扉页上题了字后寄回给张爱玲。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却又无从表达，只写了封短信去道谢。

　　胡适在1958年4月离开纽约转经旧金山飞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所以张爱玲此番与胡适联系的日期，即应在二三月里。

　　张爱玲夫妇7月份收到亨亭屯·哈特福批准的消息，但入住则要等到11月份。10月下旬，他们收拾停当。他们所有的家当全部收缩在10只衣箱和30只纸盒内，其余的都卖掉了。他们随即向亨亭屯·哈特福进发，中途曾在纽约作暂短停留。而就在那时——10月30日下午一时，之前回到美国的胡适，又自纽约起飞，再回台北。要不然，张爱玲也许会偕夫婿去拜见胡适。而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的“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息”，即应是指这一次。

　　张爱玲接着又写道： “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这“好些时”时为四年。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欢迎酒会上发言道： “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胡适所言“去年”之事，指的是1961年11月6日，美国外援机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召集其在远东各国援助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的主持人员相聚台北，举行“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湾的主持人哈利·施密特邀请胡适在开幕典礼上作20分钟至半小时的讲话，并指定演讲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本打算提前一天写篇英文讲稿，可因太太新从纽约抵台，上下午各有几批客人闻讯登门。虽是来看太太，但胡适不能不作陪。讲稿只好挑灯夜战，一直写到凌晨二时。不料祸从口出，所讲内容见诸媒体后，竟遭来围攻。一般的斥责说他是“知识分子的叛徒”；离奇的控告他是“在为共产主义铺路”；更有甚者，诟骂他为“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

　　面对此狂风暴雨，胡适没有正面反击。他在30年前写给杨杏佛的信中有言：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这是他的应对办法之一。应对办法之二是他效法歌德。歌德自言每遇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总勉强从事离其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所以在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便每日研究中国文字。胡适如法炮制，他读《中央日报》上刊登的一篇写昔日大同缠足风盛的文章——每年阴历六月初六，妇女们都要在后街解开裹脚布，赤脚供人观赏，谓之“晾脚会”——而兴趣盎然，还将剪报夹进日记里。

　　胡适有此自我安慰法宝，照理该气定神闲，笑看风云。可是就在11月12日，也就是他大会发言后6日，他的心电图就出现了异常，心左室血管似有阻塞症状。医生叫他五天之内要完全休息，且每天待在床上不得少于12小时。可五天后症状不见好转，11月26日凌晨3点，他忽然感到呼吸困难，连吃两粒强心丸方气平睡去，早晨却又咯血，于是住进医院，一住45天。

　　虽然胡适此病乃是旧病，1960年春天，即因相同症状在台大医院住了近两个月。可是旧病复发，也不能不使人揣测他还是因为受了刺激。而他出院刚一个半月，便又与会，偏又发言，偏又言及不快之事！他固然肚大能容难容之事，可他的心脏却受不了了。在会上他说着说着便倒了下去，而竟至于一死。

　　张爱玲看到噩耗，大概是因为在她的感觉里，他早已属于历史。历史人物逝世？听来不免荒诞，所以她一时间惘然还要胜过悲伤，一边又不免揣想： “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胡适在遭人围攻及生病住院均见诸报端，看来张爱玲对此都不知情，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或许她知情，但以知己之心、以她的性格为他着想——既然不为时人理解，那样地被人侮辱，死也未必不是一种福气。像她16岁那年她母亲从法国回来后，看着她生活中笨拙的样子对她说的话：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何况他死的过程时间很短，应该没有什么痛苦。她的“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也许指的是这个。

文章摘自《惊心动魄时代秘闻：日记的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