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牛棚”里蹲了两年后，毛主席就发表了“五七”指示。起初，是去上海郊区松江县的辰山公社，支援“三秋”。我们这批“牛鬼”排队下乡，才出大门，两边早站好了“造反派”，又挥红宝书，又呼口号。我们像过街老鼠灰溜溜地逃出人群的声讨。到了公社，我们睡在铺稻草的地上，是一层薄薄的干稻草。当时，有巴金、孔罗荪、师陀等。除了劳动，还开“田头批判会”，吃“忆苦饭”。“忆苦饭”是用米糠和野菜煮成的，炊事员给我们都换了大碗，用锅铲压得紧紧的，一定要吃完两碗，不许剩下半口。

　　到了9月份，我们第二次下农村劳动，还在辰山，仍然睡在潮湿的泥地上，铺薄薄一层稻草。除了上回那些老“牛鬼”，又添了不少小“牛鬼”。十多个人挤一间小房，像沙丁鱼一样，空隙所剩无几。晚上，只能摸着墙走动。记得辰山那时大喇叭里天天播样板戏，从早到晚，连下雨天也不停。

　　1970年3月，我们这些“牛鬼”从辰山转移到东海之滨的奉贤文化干校。这个干校设置在郊区奉贤县境，地处海塘以外，离塘外约五里，是海边一块狭长的盐碱地。干校的全称是“干部学校”，又称“干革命的学校”，集中了上海几乎全部的文艺工作者，有作协、剧协、音协、美协，还有话剧、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等演出团体。男女老少，人数上千。

　　我们这些曾被专政过的人，从表面看，胸前已经不再佩带“牛鬼蛇神”的符号，也不再被押着走路，更无须每天三次“站队”。白天和“革命群众”一起劳动，晚上也和“革命群众”睡在同一所芦苇棚，呼吸着同样带有浓重鱼腥味的空气。新来乍到的人，也许还分不清谁是“造反派”，谁是“专政对象”。可是，只要在这里待上一天半天，你就会发现，这中间的有一部分人，他们每说一句话，走一步路，甚至一个眼色，一声叹息，都会受到众目睽睽的监视。

　　我们下干校是第一批，最初的劳动，是加固新建的芦苇棚，在棚顶添盖稻草。我们住处的四壁由芦席围成，再涂上一层薄泥；棚顶盖的是油毛毡，再铺上一层稻草。海边风大，棚子老在吱吱发颤。碰上雨天，雨水就从油毛毡的缝隙里往下洒，在棚子里积成一个个水洼。床是上下铺，靠窗的下层铺全被“造反派”占据，挑剩的高铺才轮到我们。未经认真平整的泥地，过分潮湿，踩上去一步一个脚印，床底下还会长出生机勃勃的芦苇，地是咸的，过去曾经是盐场，现在除了芦苇，草木也很稀少。水也是咸的，烧的开水又苦又涩，煮出的米粥连咸菜也成了多余，只是洗过的衣裤总是潮潮的，不见干燥。上海郊区农村本来多的是蝮蛇，可在这个海塘以外的地带，就是蛇类也无法容身。只要站在高坡上往前面眺望，出现在你眼前的，远处是一排芦苇的长堤，近处是一片白茫茫的盐花。

　　在给芦苇棚加盖稻草时，派给我和巴金的劳动是搬运稻草。碰上的是个阴沉天气，地泥泞不平，到处撒满捆扎芦苇棚用剩的竹头和铁丝，海风过猛，再加上监视人的脸色和吆喝，我们心慌意乱，人变得格外笨拙，格外手脚不灵，因此总是摔跤，身子和泥土撞击出很大声响。作家协会下干校来的靠边人员中，巴金年近七旬，自然算得上是“老弱”了。长期的折磨，使他行动常易失去平衡，在干校的几年里，他摔跤的次数最多。风雨之夜，开会也好，上厕所也好，在昏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泥泞而滑溜的道路，经常听到有人摔跤的声音，十有八九总是巴金。他的衣裤上，总是留着左一块右一块的泥印。

　　白天参加劳动回来，晚上还要开会。让我们集中在一起，由“造反派”监督着互相揭发批判。由于我们彼此都是熟人，多年旧友，相知很深。“造反派”鼓励我们狠挖、猛揭。但当时，大家都已同为不幸之人，谁还肯投井下石？尽管“造反派”大声催促，警告说：“互相包庇，罪上加罪！”甚至点名“勒令”发言，但效果不大。有的人勉强说话，也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大家处境尴尬，就这么煎熬着，度过这一段开会时间。当时，剧作家柯灵坐了三年牢，到干校继续改造，和我编一个班组。

　　我们有一个劳动项目是抬运粪水。在我们住的芦苇棚后面，有一个厕所，是用芦苇墙围成的，通着一个露天的大蓄粪池。我们要把这个粪池中的粪水运到耕地边的另一个大化粪池里去。大约相距一里地。清明前后，正是春雨连绵。天上下着小雨，我们用一个长柄粪勺，一勺一勺将粪水盛在粪桶里，然后抬到一里外的化粪池。我们肩上压着一根挂有满桶粪水的竹扁担，头上往下淌雨水，脚下踩着陷没脚踝的黏土，只要脚下一打滑，即便不跌跤，桶里嘭嘭作响的粪水也会溅得你一身一脸。大概为了照顾年老的巴金，他经常被派到化粪池畔倒粪水。当粪水“哗”的一声往池子里倾泻下去时，池子里的积粪也相应地喷溅上来。因此，干完一场运粪水的活儿，巴金的脸孔就成了“花猫”。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得见到他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在我们这些靠边人员中，有一个颇为特殊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他充当过日军的翻译官，曾经随同异族侵略者光临过浙东我的家乡。我的一个亲姊姊，就在征服者的“扫荡”中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因此一看到他那副阴森森的笑脸，就好像看见死难姊姊的鲜血。可是，作家协会的大小“牛棚”一合并，命运竟然使我和他坐在同排位子上，和他一起“站队”，一起背诵《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他有一个惊人“绝招”，就是在他口袋里，藏有一大批告密信，只要谁不顺他的意，他就告谁。他一面是“牛鬼”队中的一分子，一面又是“造反派”的得力心腹。对巴金和我，他特别看不顺眼，总是和我们为难。对我的态度自然事出有因，对巴金的态度就颇为费解。到了干校，他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总管”，动不动就冲着我们大声吆喝：“把地扫干净！”“把粪桶抬出来！”诸如此类，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时候，巴金也还是默默忍受。

　　有一个较长的时期，巴金经常被押回上海去游斗，今天是这个工厂，明天是那个学校。据说，这是因为巴金写了大批“毒草”，读者中毒过深，所以“消毒”的任务也格外繁重。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下饭碗，或丢下锄头，匆匆上路，被押着到塘外镇上去乘郊区长途汽车，往往一去就是好几天。他的床位在我斜对面，看到他因押去上海游斗而空着时，我就非常为巴金担心。我知道表面的顺从，正掩盖着他内心的悲愤。幸运的是，每次“任务”完毕回到干校，他总是立刻头上戴起个小草帽，颈上围起条小毛巾，赶到劳动场地去。每逢我悄悄问他：“吃得消吗？”他的回答照例很简短，最多只说“还好”，但偶尔也说过：“没有法子呀！”在这样说时，他的喉咙往往有些发哑。而每当我重复劝慰他“一定要保重身体”时，他总是点头说：“对！我知道！”随后又加上一句：“你自己也要保重呵！”

　　干校里的学员，按规定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但这个规定，对我们“专政对象”不适用。第一年全校各连都种稻子；第二年我们四连改种蔬菜。种稻的时候，每逢施肥，我们往往被派送空粪桶，双手提着粪桶，双脚陷入水田，身子止不住晃动，桶底总难免要碰到禾秧，有时还会把秧踩倒。这样就会经常遭到嘲弄和训斥；到了种菜的时候，景况大大改善，无论是育籽、播种、施肥、松土，以至选秧、收送，我们都能勉强胜任，不再动辄得咎。我和巴金总被派到一起，成了“老搭档”。此外，我们还收油菜籽、摘棉花。相比之下，收油菜籽难度比较大，手脚不小心，熟了的菜籽就撒在地里了。

　　有一个时期，我被派到猪棚养猪。在附近小河里捞浮萍，煮猪食喂猪仔。还打扫冲洗猪棚，这一套活，我都能从容地做。我也被派去赶鸟。稻子成熟时，鸟都来吃稻子，我就扛一个长竹竿，竿头上吊一个剪成人形的东西，手里提一面小锣。挥一通长竿，打一遍锣。尽情地呼喊，也趁机排泄一下胸中的郁闷。

　　由于当地十分潮湿，宿舍床底下也长出了芦苇。我的脊椎病愈来愈严重，右侧的腰和腿剧痛，连脚跟也肿了，走路一瘸一跛。“造反派”开恩，改派我到工具间搓草绳。因为瓜架需要大量的草绳。巴金也被照顾，同我做伴搓草绳。我在家乡干过农活，搓草绳不难。巴金缺乏经验，两股稻草辫子在他手里老不听话，搓成的草绳松松垮垮的；但他专心致志，勤学苦练，很快就学会了。在干校的日子里，春来冬去，寒暑交替，对待劳动，巴金始终全力以赴。送菜挑草时，可以只挑两筐的，他却每每争取多挑一筐，弄得两头轻重不匀，他就双手压着扁担的另一头，蹒跚而行。有一天，他挑担过水沟，失足跌进沟里，连眼镜也失落了，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这时，我听到了萧珊患病的消息。这对巴金是精神上难以忍受的熬煎。他显著地消瘦了，脸色也有些发暗。在浴室里冲澡时，我发觉他腰腹部皮吊吊的。我们一起蹲在田头选拣菜秧时，他的一双手变得异常粗糙。不久以前，巴金在上海宴请外宾，一位美国诗人抓起他的双手，说：“呵！你这双手多年轻，它们给人民做出了多少贡献！”巴金笑着回答说：“我这双手是吃饭用的，没有它们就吃不得饭了。”说着就拿起筷子给自己夹了一块烤鸭。

　　在作协“小牛棚”里曾经诚恳劝戒伙伴的巴金，到了干校也变得有些爱发牢骚。自然，他的牢骚也仅只在我们两人蹲伏在田畦间选拣菜秧时才发泄出来。一个“造反派”在批斗靠边人员时，不仅一开口就“无限上纲”，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凭空捏造；一个原来的“牛鬼”，昨天才凭着某种因缘被宣布“解放”了，今天马上回过头来对昨天的伙伴竖眉瞪眼，大声呵斥。诸如此类，都是我们发牢骚的题目。

　　我和巴金还被派到食堂里去。有时是拣菜，有时是洗碗筷。在机关监督劳动时，巴金和魏金枝被派到厨房帮厨，曾经让警惕性极高的“革命群众”轰出去，说：“像他们这样的反动分子，怎么可以进入厨房重地？”到了干校，对我们的防卫似乎松了，不仅可以在食堂里劳动，还可以同别的单位派来帮厨的老“牛鬼”接触谈话。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牛鬼蛇神”，曾经在石门路的大“牛棚”和我们作协的“牛鬼”关在一处，可以说是“老伙伴”。所以，有机会在干校食堂重聚，自然分外亲切。有时，还敢小声开几句玩笑。可惜，他们“人艺”的“牛鬼蛇神”有几名情节严重，到了干校仍被隔离，关在三面临水的屋子里，劳动也不让参加。我们很想见他们一面也办不到。除了这些比较固定的劳动，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差使。文化干校的人多，粪水也多，因为地里用不了，就用水泥船运到别处去。水泥船就泊在宿舍后面的人工河里。这个活主要也由我们“牛鬼蛇神”负责。挑粪或抬粪上下堤很重，溅出来粪水不说，要是不小心跌跤，跌到河里，问题就大了。

　　经常有满载砖瓦的运货船到干校来。搬运砖瓦就成为紧急任务，因为运货船亟待交货。这虽然不是脏活却是重活，主力当然也是我们“牛鬼蛇神”。干活时，每两三个“牛鬼”中间插一位“造反派”，起监督作用。集体排成长队，传递砖瓦。“造反派”都是年轻小伙子，手脚麻利。“牛鬼”大多是老弱，动作迟缓，而且难免失误。因此，队伍里不时发出斥责声。

　　下干校前，在上海，白天蹲“牛棚”，晚上仍然能够回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到了干校，白天下地劳动，是“造反派”、工宣队监督，在食堂买饭必须排在“革命群众”的后边。特别是在宿舍，我们“牛鬼蛇神”一般都睡在上铺，这样更便于睡下铺的人监督。我们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免得受到训斥。晚上睡觉，爬到上铺去时，必须轻手轻脚，躺下时不能随意翻动，连咳嗽也不敢大声。半夜下床小便，打扰了睡在下铺的人就麻烦了。

　　在我对面铺位，有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是某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分到作家协会当干部，是“四人帮”写作班子“石一歌”之一员。“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性极强，是干校四连的监督组成员，负责管理作家协会的“牛鬼蛇神”。他总是千方百计在我们面前显示他的“权威”。他以“看牛人”自居，自认为看“牛”有术，还把经验总结成文，题为《看牛人手记》，发表在“造反派”主办的壁报上，引起一阵轰动。

　　巴金的铺位，就在我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噩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老师傅担心他半夜做噩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惊醒，原来巴金又做噩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下。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会摔坏了。因为巴金常常做噩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

　　按规定，干校学员每月放假四天，可以回家一次。但对我们这些“专政对象”，要看你表现怎样。我总被认为表现不好而被取消假期。在别人回市区的时候，我留在干校打扫卫生或到食堂洗碗拣菜。回市区的办法通常是，从干校到塘外镇这一段(约10来里)走水路，“造反派”头头们坐在大水泥船上，由我们“牛鬼”在河堤上拉纤前进。到了镇上，会有一辆卡车等着，一般是少数“造反派”头头们先上车，选好位置坐定了，再把运回市区的大包小包搬上车，然后是“革命群众”，最后才是“牛鬼蛇神”。车里往往装得很满，我们勉强挤在最后面，屁股坐在挡板上。一路上手必须抓牢一件东西，生怕跌下去。有一次，我回家心切，正跟在“革命群众”后面往车上爬，一个刚刚赶到的“造反派”一把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拖下来，骂道：“我还没有上车，你倒抢在我前面，你要赶死呀！”还恶狠狠地宣告要取消我回家的权利。幸好身边一个“牛鬼”一把拉住我，又顺手推我上了车。当时我觉得天昏地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四天假期，有两天花在来回的路上，在家里只能睡三个晚上。我变成了一个非常恋家的人。妻子成了“反革命家属”，儿子是“狗崽子”。我们已被从大房间轰出来，挤住在一间小小的北房。冬天见不到阳光，夏天不透风。但这里毕竟可以享受到家的温暖。

　　我原来患有脊椎宿疾，受到海边寒风和盐碱地上湿气的侵袭，病情严重了，从颈椎直至右脚踵都肥大变形，行动困难。医院几次出证明要我留在上海治疗，“造反派”偏要我下乡“改造”。因此，不止一次，我趁休假的日子刚接受治疗，四连头头“限立刻返干校”的“勒令”就到达了，使我不得不背着个小包袱，乘郊区长途汽车到塘外镇，然后在苍茫暮色中，满怀凄苦，强忍痛楚，一瘸一跛地前去报到。当我刚一走近宿舍，就有个人好像从土里冒出来似的，一把从我肩上抢去包袱——这个人就是形容憔悴的巴金。

　　“你，你……怎么你……”

　　我想说一句谢绝的话，但我的喉咙已经哽噎，泪水也已经涌出眼眶。

　　“九一三”事件后，干校秩序有些失常。一名被隔离审查的剧团的“牛鬼”，趁监督人员疏忽大意，逃出了隔离室，和追赶他的人捉迷藏，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于是，我们四连的“造反派”采取预防措施，派人值夜监视，防止“牛鬼”中有人逃跑离校。这样的“苦差”，也是从“牛鬼”队中选人担任。我这个老“牛鬼”竟然也被看中。让我从晚上10点至12点，在芦苇棚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守夜。如果发现有“牛鬼”起床出逃，必须马上报告。干校的夜晚，蚊子很多，防不胜防，我不停地挥动麦秆制成的破扇子，驱赶蚊子。干校的秋夜，也是一片凄凉。我虽然右侧腰腿疼痛，足后跟肿了，仍然产生了想尝试逃跑一下的念头。我认为，他们不会料到守夜的人会自己逃跑，足跟肿了走不动路也不碍事，只要从海堤上往海里一跳，什么都了结了。我正这么想着，忽然从芦苇棚后面闪出一个人影，吓得我毛骨悚然。原来是一位工宣队老师傅在巡查监督。他让我回棚子里去睡觉。我回到上铺，却难以入睡，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他在书中写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究竟是谁之罪呢？”在干校的这个夜晚，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个疑问：“这是谁的过错？是谁之罪呢？”

文章摘自《在“五七干校”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