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上五月，杭州傅国涌兄携全家来我们这座城市旅游。因有着共同话题，且心有所系，在闲聊中，两人竟若“童言无忌”一般，畅言不止。其中谈到了苏雪林这个人，也谈到了她对鲁迅的认知与态度。我告诉国涌说，苏雪林六十七岁时在台湾出版过一本《我论鲁迅》(传记文学出版社)，其语尖刻如刀，毫不留情，并直称自己是一个“反鲁迅的人”。国涌兄建议我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当时我不置可否。

　　其实，胡适先生早就批评过苏雪林的这种偏激态度。1936年12月12日，胡适在回复苏雪林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我们尽可能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们信仰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胡适的这封信见诸国内多种选本，大凡读过的人都会有深刻印象。实可见胡适先生在论人议事时，始终有着自己的原则。

　　同样在这封信中，胡适对苏雪林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南京学者邵建感慨胡适先生这个人未必就是如往言似的“深刻”，却处处显得“高明”。以此信为例，确实可见胡适在对待鲁迅的态度上较之苏雪林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尤其“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一语，更让人慨然系之，直可触摸到胡适那颗宽容、豁达而又善良的心。所谓“高明”，以我个人的陋见，一为高瞻远瞩，二为世事洞明。一个人倘若有了如此“高明”，“深刻”就可退而求其次了。

　　苏雪林是自认为“深刻”的，不仅在给胡适写信时批评鲁迅，也给主持过鲁迅葬仪的蔡元培先生写信，表示“意欲一论”。当时蔡先生居上海，病重在身，转交者以信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故未交达，此信不久即被苏雪林公开发表了。胡适先生则是在二十多天后才读到苏雪林给他的信，随即作复。苏雪林在接到胡适的回信后，一时似有所悟。1937年2月，她在武昌《奔涛》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撰文说：“胡先生信里所有我批评鲁迅的话，系由我致蔡孑民先生信稿中引出，批评鲁迅而牵涉鲁迅的私人格，我亦知其不当……我对胡先生表示钦佩，并愿青年以此为范。”

　　然而，苏雪林又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若干年后，即1966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她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其时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苏雪林文中声称自己再也不能坐视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于是又开始投入到“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苏自语)的“反鲁”的亢奋之中，试图“以了夙愿”。

　　苏雪林的这篇长文从鲁迅的家世说起，其语轻蔑而简约。她借用鲁迅《呐喊》中的文字，说鲁迅少年时“家里的岁月，过得极其艰难”，当时他出入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当铺，一个是药店，到了求学年龄连学费都筹不出。后来到日本，决计学医，其原因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确实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说到鲁迅自二十九岁“束装返国”后，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后在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出走，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结果被拒。苏雪林由此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摩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尽管这也是一种分析，却并没有拿出多少证据来，我们说这是“诛心之论”亦未尝不可。

　　在第二段落中，苏雪林开始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上来就下了断语——鲁迅心理是病态的。想必这已不是“想必”了，这里多了一点细节：童年的鲁迅常常扛着一包旧衣之类到典铺质钱以维持家用。典铺的柜台比他身量还高，他很吃力地将包袱呈送上去，然后在店员轻蔑的眼光和嘴角的冷笑里，接得一点钱回家。后来他又被寄在亲戚家吃闲饭，被称为“乞食者”，以致忍受不下，决定回家……苏雪林于是说，鲁迅“本是一个要强好胜的人，这种人家加给他心理上的伤害，终身也弥补不了”。苏雪林以胡适的身世与之作了一个比较，她说胡适幼年时代的家庭也没有什么温暖，前娘的几个媳妇，年龄都比胡适的母亲大，动不动就给脸看，每每逼得胡适的母亲“闭门哭泣”。胡适十二岁离家到上海读书，十六岁便一边教书，一边求学，赚钱养家……这话倒也是事实，李敖写过一本《胡适评传》(1964年)，书中也是这么说的。苏雪林因此问道：“为什么幼年时代环境的不顺，并不足妨碍……胡先生光风霁月的胸襟？”相形之下，则“可见鲁迅性情的恶劣，大半实由天然生就，所谓‘根性’者是”。

　　为证明此言不虚，苏雪林举出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例，是鲁迅在儿时听人谈二十四孝里“郭巨埋儿”的故事。照苏雪林看来，这在别的孩子一般也不过是听听而已，或者羡慕郭巨的至孝，肯为母亲牺牲自己。可鲁迅呢，却是这样说的：“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生命有些妨碍的人。”这段话出自鲁迅的《二十四孝图》一文。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所呈现出来的早熟其实并不能算错，鲁迅当时生活在一个“祖父在狱，父亲又患重病”的家庭里，心灵极其敏感，他感到害怕亦属正常。苏雪林却偏偏不肯理解这一点，她说：“一个天真纯洁小孩没有不爱其祖母的，即说祖母待之少恩，也决不会为听一个古代故事，会将她当作吸血的巫婆看待，鲁迅小小脑筋居然产生这种怪想，无怪他长大后会成为那种人。”在举这些例子之前，苏雪林对鲁迅的性格早已有了一个断语：阴贼的天性，在孩提时代便已显露出来。

　　苏雪林说鲁迅这人特别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为此，她又举了一些例子。据鲁迅同乡兼北大学生孙福熙说，鲁迅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定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鲁迅的太太许广平说，鲁迅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通过这些例子，觉得鲁迅“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里度日，做人岂不太苦了”？还有，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教员时，有一次做氢气燃烧实验，忘了带火柴，便离开去取。走出教室前再三嘱咐学生们不要动那个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而爆炸。殊不知回来点燃后瓶子竟突然爆裂，玻璃刺入他的手，当时流了不少血。鲁迅这时才发现原先坐在前排的学生全都挪到后面去了，顿时恍然大悟，认为学生已动过了这个瓶子。苏雪林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学生固然好作恶作剧，但也未必敢以老师的生命开玩笑。瓶子爆炸当属一个意外，而学生从前排挪至后面，肯定是听了老师刚才的话，以防万一才这样做的。“鲁迅先生你忒多疑了啊！”苏雪林不禁大叫了一声。

　　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苏雪林的评价是“阴暗空虚”，在她看来鲁迅就是一个“虚无哲学者”。为了证实自己“并非凭空诬他”，她引出鲁迅自己的话为证，其中一段是《影的告别》中的：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这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篇什，最初发表在1924年12月8日《语丝》周刊第四期上。三个多月后，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提及此文，也承认“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实际上，连鲁迅本人也都不能肯定这究竟是否就是一种“虚无”，苏雪林却要说：“鲁迅为了心胸过于仄隘，把自己世界缩小得无以复加，竟致弄得有无处可去之苦。”

　　另一些例证出自鲁迅小说《伤逝》中对主人公涓生绝望心情的一些描述，如“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等。针对这些描述，苏雪林笔锋一转，发起一番宏论来：“一个人总要有希望，才能充实。鲁迅却一切希望都没有，围绕他周围的既没有一个好人，对中国民族更认为病入膏肓，无从救药。他虽然自负能以锐利的解剖刀挖剔中国国民族的‘国疮’，别人也都是这样赞许他。在虚无主义的鲁迅，解剖刀的乱挖，无非想听听病人的呼痛之声，来满足自己报复之念——因为他报复的对象是无限地广大的，何尝有将病人治愈的心理？”鲁迅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几乎贯穿其一生，但这是否就是“阴贼的天性”所致并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报复之念”，恐怕不仅仅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苏雪林则铁口直断，俨然判官，这种“挟正义的火气”的口吻实在让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苏雪林眼中，鲁迅还是一个十分难对付的人。“人家无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辈子。恭维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设的巧计’，‘用精神的枷锁来束缚你的言动的’。‘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愿受，老实说吧，我总疑心是假。’‘人家恭维你，是想利用你，或者想钻进来。’”我查了一下，其中引用的一些字句出现在鲁迅与北大哲学系教授徐炳昶的通信中，两人是在谈论当时一些“通俗的小日报”。不过，苏雪林却将“引文”抄得断断续续，原信中虽然也是有这类意思，但她加了双引号，仿若原文就是如此。苏雪林之所以 “引文”而论，就是想借此来证明鲁迅这个人“言不由衷”，并非就是一个不爱接受“恭维”的人，相反“不仅爱恭维，并且癖好谄谀，他左倾后，完全生活于永远不断肉麻可呕的谄谀当中”。这有证据吗？苏雪林说，当然有，不过“这事待后文再叙”。我却等不及了，想弄个明白。又去查，其实仍不过是片言只语的抄录而已，“人家奉献给他的头衔不可胜数：‘东方的尼采’、‘中国的罗曼·罗兰’、‘中国的萧伯纳’、‘中国的高尔基’，喊得洋洋乎其盈耳，鲁迅听了并非不笑，不过不是听人颂扬他敌人的耻笑，而是点头得意含着嘉许的微笑。我以为世上癖好阿谀的人，鲁迅可算第一”，如此云云。

　　苏雪林又搬出当年陈源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发泄的对鲁迅的不满，说：“陈源教授说鲁迅听人称他反对者为‘文士’，笑不可抑，但当人们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又不笑了。”这一段文字，让我想起我的朋友北京学者张耀杰写过一篇有关青年作家高长虹当年与“世故老人”(高长虹语)鲁迅之争的文章，其中就谈到《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这件事。耀杰兄是这样说的：鲁迅奋笔写下《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不就高长虹公开提供的事实进行正面的答辩，反而拿三个月前的《狂飙社广告》大做文章：“《新女性》八月号登有‘狂飙社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飙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云云……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这大概就是陈源教授之所以挖苦鲁迅“又不笑了”的来龙去脉，这是历史上一段有关《莽原》的公案。苏雪林显然没有今人张耀杰梳理得晓畅明快，鲁迅“又不笑了”这一句让人云里雾里，真不知说的是什么。

　　说起陈源教授，势必就要提及钱杏邨这个人。他们是苏雪林在《鲁迅传论》一文中最为推崇的当时批判鲁迅的两个重要人物。前者系北大教授，与王世杰、周鲠生、胡适等人合办过《现代评论》，后又当过武汉大学教授；后者即阿英，是一位左翼文艺评论家(左联中人)。陈源与鲁迅之间的分歧，是因为他曾在《现代评论》上撰文批评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的一场风潮，后招致鲁迅等人的驳斥；至于钱杏邨为什么要批评鲁迅，我孤陋寡闻，不太清楚，也未及查考。苏雪林认为“替女高师校长杨荫榆说公道话，陈源教授多说了几句，鲁迅骂他足足骂了半年”，陈源是忍无可忍，最后才给徐志摩写了那样一封信，诉苦复微词，“因此陈源教授这篇文章可说是反鲁迅的第一炮，是中国新文学史一篇最重要的文献”。陈的这封信后来发表在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其中一个最尖锐的说法，就是“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这是今天我们在《西滢闲话》中可读到的文字，不再赘述。苏雪林却由此而加以发挥，继续对鲁迅的一生“加以疏解”，试图“得其真相”。

　　她为此又举出三个例子。第一例——当年俄国爱罗先珂来北京，看了北大几位爱好平剧的学生上演的几出戏，次日在报上撰文没说好话。这让几个学生感到难堪，在报上作出回应，大意是说，你爱罗先珂对中国文化根本不懂，是个“瞎子”，何必瞎批评呢？鲁迅与爱氏本是好朋友，于是写文章将这几个学生骂得狗血喷头，并引用一个日本故事“仇人已盲，杀之不武，抑且不仁”来说明对一个残废者的戏谑轻侮是最不人道的，也是最卑鄙的。鲁迅的这篇文章，其实并没有说错什么，苏雪林却要说鲁迅自己亦曾是这样的骂人，“像潘光旦缺了一条腿，鲁迅便在《理水》里号之为‘拄杖先生’，顾颉刚头颅有点异样，他又称之为‘鸟头先生’”。第二例——鲁迅在广州时，与顾颉刚闹了点意见，鲁迅以刀笔对他“毒讽”，顾氏声言要起诉他，“鲁迅一听‘起诉’这两字，几乎笑歪了嘴巴。但顾氏本属一个忠厚长者，起诉他不过说说而已，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而鲁迅自己却因北新书局版税问题与人最后闹到了法庭上，据当时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法庭上供称，北新每年付鲁迅的版税，有帐可稽，何从对他剥削？当时这件事在报端闹得沸沸扬扬，“遂有某文人计算鲁迅的版税，年达万元。在当时的物价，万元是何等大的吓人数字？鲁迅打这场官司，并未从北新多支版税，反而泄露了自己的秘密，实为失策。因为他从此不能再对人诉穷了，不能再对人说‘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乳’了”。第三例——鲁迅虽然撰文劝人对同类不可太操切，可他自己又做得如何呢？苏雪林写道：“他盘踞左翼文坛时候，痛骂‘正人君子’不算，连与他毫无恩怨，只因同‘正人君子’接近的胡适之先生也遭了大殃。他骂胡先生为‘高等华人’、‘金元博士’、‘伪学者’、‘皇权的保卫者’，在抗日怒潮正高涨时，他又乘势骂胡先生为‘汉奸’、‘卖国贼’……血气方刚的青年们，听了鲁迅这种话，胡先生生命岂不是危乎殆哉了吗？”苏雪林借这三个例子来证明鲁迅是一个“心理复杂”的人，虽然这样替鲁迅画一张文字像，“确不容易”，“但照我所勾勒的几根线条，鲁迅的嘴脸是怎样，想读者们已明白一个大概”了，苏雪林这样说。

　　钱杏邨洋洋万言批评鲁迅的文章《死去了的阿Q时代》，被苏雪林认为是“围剿鲁迅的文章成为系统，最有力量的”文字。“围剿”二字是苏雪林亲口说的，在《我论鲁迅》这本书的第三十页，可见苏雪林批判鲁迅时的心态也未必有几多善意。依钱杏邨的看法，鲁迅的作品“不但不会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会追随时代；胡适之追逐不上时代，跑到故纸堆中去了，鲁迅呢？……他没有法跟上时代……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作，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对于钱杏邨的这种语气，我们这代人耳熟能详，太熟悉不过了。如果鲁迅不死的话，左翼思潮中如此这般“滥废”的话语到后来是否会成为对鲁迅攻击的一种语式，我不禁有点后怕，因为“上纲上线”曾经是我们对于某些“同类”太过“操切”的一种手段，真可谓“殷鉴不远”啊！钱杏邨在这篇文章中居然提到“政治思想”这四个字，他说：

　　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我们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文学的规律去看，它当然有不少相当的好处，有不少值得我们称赞的地方，然而也已死去了，他已经死去了！现在的时代不是没有政治思想的作家所以表现出的时代，旧时皮囊不能盛新的酒浆，老了的妇人永不能恢复她青春的美丽，《阿Q正传》的技巧随着阿Q一同死去，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着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阿Q正传》的技巧是力不能及了！……

　　钱杏邨这篇文章发表在1928年5月的《太阳》杂志上，鲁迅这时已从广州到了上海，正集中精力在《莽原》、《萌芽》、《语丝》等杂志上批判所谓的“新月派”，好像没有理会钱杏邨。于是苏雪林认为：“秉性凶恶狠毒的鲁迅为什么竟会变得这样温良起来呢？原来鲁迅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一心要登上文艺学术界的宝座……至于目前的这帮人呢，那可并不容易对付，他们中间同你一样的‘无赖’、‘泼皮’也并不缺乏，现在还算同你客气，真正闹翻了，他们使出来的招数，恐怕你就接不下。你固然曾吸收过来若干青年，而这些青年正抱着和他们一般的宗旨，一样的目标，他们跟着你是想你带他们进入‘理想的天国’，并不想伴随着你走向‘阴森森的坟墓’。倘使你仍然唱着那种并不兑现的革命调子，他们是会因失望而背叛你以去……失去了‘群众’，鲁迅即长出三头六臂，神通也就有限。”苏雪林“分析”得振振有词：“左翼作家联盟一成立，鲁迅立即加盟，立刻被拥上‘金交椅’成为左翼文坛的领袖！”接着，苏雪林又开始历数起鲁迅置身左翼文坛盟主十年之中“所干的罪恶”，从鲁迅入盟后左派对他的围剿从此偃旗息鼓，到敬奉他为“精神偶像”，从鲁迅发明“猎狐式的包围”，到打击“第三种人”，鲁迅本人也从此“肉身成道”，变成万千青年虔诚崇拜的对象，“鲁迅所求正是如此，自然踌躇满志”！看起来，似乎一切“顺理成章”，实际上却是苏雪林在那里“自说自话”。鲁迅固然为中国的若干代青年所拥戴，但这是否就是鲁迅本人“所求”。苏雪林的断语甚至放弃了对当时中国社会客观现实以及左翼思潮兴起的具体分析，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主题先行”的评判而已，实不足为时人与今人心悦诚服。说到底，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对鲁迅进行所谓的“批判”，实际上仍未脱旧文人之间相互轻蔑、相互诋毁的那种恶习，即胡适先生所说的“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之所以这样说，同样是鉴于鲁迅先生当年在上海滩上确实也曾骂过人。

　　有人说，苏雪林曾经是鲁迅的学生，我对苏雪林个人经历不甚了解，不敢确定。但我始终不能理解的是苏雪林这位曾经留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过大学教授，甚至被人称为文坛的“常青树”，她为什么要用半生来反鲁迅？两人之间究竟有过什么不可化解的恩怨，以致在鲁迅身后多少年仍要口诛笔伐？按照苏雪林1936年冬天对病中的蔡元培所说：“鲁迅盘踞文坛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与其所损伤之元气，即再过十年，亦难挽回恢复焉。”她甚至还使用了“鲁祸”这个字眼。三十年过去了,苏雪林仿佛仍有一种焦灼之感。当年苏雪林在公开自己致蔡元培、胡适“反鲁”的信函后，本指望左翼重要作家中如茅盾、田汉、郑振铎、丁玲、胡风等人“站出来同我说话”，谁知“左派重要文人并无一人出面，只叫了一群喽啰把我千般怒斥，万端辱骂，足足闹了个把月，直至对日抗战发生，国人注意目标转移才罢”。如果事实正如苏雪林所言，茅盾、田汉等人当年没有回应苏雪林的这一态度可能有其他原因。但至少有一点，苏雪林的文字充满了胡适先生所说的“旧文字的恶腔调”，不予理睬才可能体现一个文化人“修得善心”的正果，尽管这些人有时也“左”得可爱。

　　关于鲁迅这个人，不管在当时抑或现在，颂扬也好，贬抑也罢，其实都不妨碍阅读鲁迅著作的人心中自有的那一番感受。不过，当我在阅读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所编上下两册《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时，且不论孰是孰非(当然有人会论)，更不论其中的恩恩怨怨，我都不能同意“骂是可以区分的”这一说法，就像今天我们不应赞许苏雪林对鲁迅的“痛骂”一样。因此，再就鲁迅而言，他对这个世界批判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多少也存在某些不恰当之处，同样反映出在一种文化生态中的“共同基因”(任不寐语)；他的“启蒙思想”也有着“历史局限”，同样反映出一种缘于批判话语“本身固有的某种心理疗愈功效”(路文彬语)，只是内心不满的宣泄而已；虽然他“代表着光明的中国的一切成分，打击一切丑恶分子，表面虽针对着某一个人某一桩事，而其实他是在打击那朽腐社会的鬼魂”(孔另境语)，却同样反映出一种“五四新文化以来的思维特色和语言特色”(邵建语)；这种文化生态中的不良倾向，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记取或慎待的，苏雪林就是其中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尽管苏雪林曾经这样问过自己：“有人说你在批评鲁迅，何不用正面文字，从大处落墨，将鲁迅的文艺创作，学术著述，及他的思想提出来讨论讨论，像胡适之先生对你所建议者，嬉笑怒骂，只是徒呈论锋，实不足取。”可是由于文化生态中的“共同基因”，苏雪林挟“正义的火气”根本无法理智地驾驭早已失缰的马车，这既不“高明”，也不“深刻”了，或正如邵建所说，“偏斜于‘动物上阵’的文化形态”，到头来，只剩下一种“骂”了。“骂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宽容异见”的具体表现，更是“独断与专制”在文化、思想上对人性的一种极大摧残。

　　虽然我本人也甚喜爱苏雪林早年**充沛的《鸽儿的通讯》此类情感散文的“清纯明净”，却无法认同晚年苏雪林这些犀利狠毒、笔走偏锋的文字。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苏雪林说过自己一生两次大哭，一次为母亲病逝，一次为胡适猝死。可是胡适先生当年对她的善意批评早已成了“耳旁风”，曾经有过的“似有所悟”也已凋零、憔悴不堪。其固执可笑，心胸褊狭，以“刀笔自雄”而睥睨一时，如此大动肝火，悲哉，夫复何言？

文章摘自《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