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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16日下午，北京。中国外交部第三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座无虚席。外长黄华与广西、云南前线指挥部通电话后，向中外媒体宣布：参加这次边境战斗的中国军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已无一兵一卒」。
历时28天的战争理论上就此结束，但事实上，中国参战的50多万名官兵中，仍有数百人下落不明。有的已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亚热带红土地；有的因负伤或迷路未赶上部队，正在异国密林中遭受饥渴与恐惧的煎熬。而更多的失联未归者，已被解除武装，在越南人枪口下痛苦而屈辱地度日，他们已成了「战俘」。
中国解放军官兵落入敌手，早在这场战争前夕已有所闻。当时，第一线部队曾奉命派出侦察小组，潜入越南境内搜集敌情，有的小组就未能「全身而退」。最早的被俘者，据说是常驻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的陆军第123师侦察队张姓军医。
战争在2月17日清晨终于爆发，第一波中国军队，廿多个陆军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阵。越南为保存实力，急令精锐部队退避三舍，留在最前线抵抗的地方武装、公安军或民兵伤亡惨重。这种情势使越方在战争初期难以俘获中方人员。
3月2日，越北重镇谅山失守，拱卫首都河内的门户已被推开。中国若继续挥师南进，红河三角洲将无险可守。但解放军却奉命就此止步，北京随即宣称「达到了惩罚目的」，从即日起逐步撤军。此时被越方捉到的中国战俘尚不到40人，其中多数还是伤病员。相反地，中方俘获的越南武装人员却有数千人之众。
就在这时，中方的千军万马中响起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即兴曲」：从重庆开到广西的第50军，本来一直奉命按兵不动，担任战略预备队。该军官兵目睹出境作战的部队陆续回撤，边境各地纷纷搭起凯旋门，欢迎歼敌英雄归来，都感到脸上无光。于是，该军一再向广西前线指挥部请示，坚决要求让部队走出国门，到实战环境锻炼。「前指」觉得战事既已接近尾声，料再无硬仗可打，遂同意50军出境，任务是掩护友军撤退。
第50军确实是仓促上阵：有经验的老兵多数已在战前被抽调到参战部队，补充来的新兵入伍仅数月，训练不足。有的连长还来不及认识本连战士，有的连队竟无一套完整的战区地图，有的士兵出征时穿着塑料凉鞋。但50军全军上下情绪亢奋，一心要出国走一趟、放几枪，免得被人讥为「观战部队」。
轻敌浮躁往往与厄运同行。就在外长黄华宣布撤军完毕之前几天，50军第150师448团的两个营，在离边界不远处遭遇前来袭扰的越军部队。夜暗中漫山遍野枪声大作，该部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与友军失去联系，顿时阵脚大乱。
448团团部下令各单位分散突围，更造成战斗力严重削弱。结果，该团（尤其第二营）被熟悉环境的越军分割包围，大批官兵先后缴枪就擒，其中包括团参谋长、营教导员、连排长与许多士兵。有一个连队甚至是集体放下武器，由连长出面与越军接洽投降事宜。
事发当天，广西前线司令员许世友与他的搭档、政治委员向仲华，正在南宁市郊青山的地下指挥所观赏香港武打片。许世友早年投身革命前，曾于1913至1921年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练功习武，后来看武打片便成为他的最爱。连日来部队回撤大致顺利，许司令稍感放松，遂召来「前指」电影组为他放映，权当休息。
据当年的电影放映员曾宪文、陈健中回忆，就在银幕上刀剑铿锵、鏖战正酣之际，一名机要参谋送来了448团被击溃、数百人失踪的急电。许世友顿时大惊失色，满脸怒容地起身离席。政委向仲华挥挥手，吩咐电影组赶紧收拾机器走人。
为避免影响士气，中方高层当时对448团两个营两百多人被俘一事秘而不宣。但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行动很快，立即设置了一个特别节目，每天安排两、三名中国战俘出来自报姓名、籍贯、职务、部队番号，以及何时被俘。名为「向亲属报平安」，实则试图瓦解对方军心。当时「前指」的军官们急于了解情况，多不顾「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私下偷听。间或会有人听到熟人的名字，更是慨叹不已。
越方这种广播，甚至使中共中央军委一项命名英雄模范的行动紧急叫停。事情经过是：第42军坦克团有一辆坦克在第一阶段作战打得很英勇，当同行其它坦克中弹瘫痪、步兵又追赶不上时，单骑插入敌方纵深，一直冲到高平省省会高平城内，才被反坦克地雷炸翻。部队咸信这辆坦克的四名乘员（车长、炮长、驾驶员、二炮手）已全部牺牲，于是报请中央军委，希望追授「英雄战车」光荣称号。军方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符育群、王锡潮也在重兵保护下，赶赴现场拍摄纪录片。
1979年3月16日下午，北京。中国外交部第三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座无虚席。外长黄华与广西、云南前线指挥部通电话后，向中外媒体宣布：参加这次边境战斗的中国军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已无一兵一卒」。
历时28天的战争理论上就此结束，但事实上，中国参战的50多万名官兵中，仍有数百人下落不明。有的已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亚热带红土地；有的因负伤或迷路未赶上部队，正在异国密林中遭受饥渴与恐惧的煎熬。而更多的失联未归者，已被解除武装，在越南人枪口下痛苦而屈辱地度日，他们已成了「战俘」。
中国解放军官兵落入敌手，早在这场战争前夕已有所闻。当时，第一线部队曾奉命派出侦察小组，潜入越南境内搜集敌情，有的小组就未能「全身而退」。最早的被俘者，据说是常驻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的陆军第123师侦察队张姓军医。
战争在2月17日清晨终于爆发，第一波中国军队，廿多个陆军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阵。越南为保存实力，急令精锐部队退避三舍，留在最前线抵抗的地方武装、公安军或民兵伤亡惨重。这种情势使越方在战争初期难以俘获中方人员。
3月2日，越北重镇谅山失守，拱卫首都河内的门户已被推开。中国若继续挥师南进，红河三角洲将无险可守。但解放军却奉命就此止步，北京随即宣称「达到了惩罚目的」，从即日起逐步撤军。此时被越方捉到的中国战俘尚不到40人，其中多数还是伤病员。相反地，中方俘获的越南武装人员却有数千人之众。
就在这时，中方的千军万马中响起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即兴曲」：从重庆开到广西的第50军，本来一直奉命按兵不动，担任战略预备队。该军官兵目睹出境作战的部队陆续回撤，边境各地纷纷搭起凯旋门，欢迎歼敌英雄归来，都感到脸上无光。于是，该军一再向广西前线指挥部请示，坚决要求让部队走出国门，到实战环境锻炼。「前指」觉得战事既已接近尾声，料再无硬仗可打，遂同意50军出境，任务是掩护友军撤退。
第50军确实是仓促上阵：有经验的老兵多数已在战前被抽调到参战部队，补充来的新兵入伍仅数月，训练不足。有的连长还来不及认识本连战士，有的连队竟无一套完整的战区地图，有的士兵出征时穿着塑料凉鞋。但50军全军上下情绪亢奋，一心要出国走一趟、放几枪，免得被人讥为「观战部队」。
轻敌浮躁往往与厄运同行。就在外长黄华宣布撤军完毕之前几天，50军第150师448团的两个营，在离边界不远处遭遇前来袭扰的越军部队。夜暗中漫山遍野枪声大作，该部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与友军失去联系，顿时阵脚大乱。
448团团部下令各单位分散突围，更造成战斗力严重削弱。结果，该团（尤其第二营）被熟悉环境的越军分割包围，大批官兵先后缴枪就擒，其中包括团参谋长、营教导员、连排长与许多士兵。有一个连队甚至是集体放下武器，由连长出面与越军接洽投降事宜。
事发当天，广西前线司令员许世友与他的搭档、政治委员向仲华，正在南宁市郊青山的地下指挥所观赏香港武打片。许世友早年投身革命前，曾于1913至 1921年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练功习武，后来看武打片便成为他的最爱。连日来部队回撤大致顺利，许司令稍感放松，遂召来「前指」电影组为他放映，权当休息。
据当年的电影放映员曾宪文、陈健中回忆，就在银幕上刀剑铿锵、鏖战正酣之际，一名机要参谋送来了448团被击溃、数百人失踪的急电。许世友顿时大惊失色，满脸怒容地起身离席。政委向仲华挥挥手，吩咐电影组赶紧收拾机器走人。
为避免影响士气，中方高层当时对448团两个营两百多人被俘一事秘而不宣。但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行动很快，立即设置了一个特别节目，每天安排两、三名中国战俘出来自报姓名、籍贯、职务、部队番号，以及何时被俘。名为「向亲属报平安」，实则试图瓦解对方军心。当时「前指」的军官们急于了解情况，多不顾「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私下偷听。间或会有人听到熟人的名字，更是慨叹不已。
越方这种广播，甚至使中共中央军委一项命名英雄模范的行动紧急叫停。事情经过是：第42军坦克团有一辆坦克在第一阶段作战打得很英勇，当同行其它坦克中弹瘫痪、步兵又追赶不上时，单骑插入敌方纵深，一直冲到高平省省会高平城内，才被反坦克地雷炸翻。部队咸信这辆坦克的四名乘员（车长、炮长、驾驶员、二炮手）已全部牺牲，于是报请中央军委，希望追授「英雄战车」光荣称号。军方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符育群、王锡潮也在重兵保护下，赶赴现场拍摄纪录片。
中国被俘人员内部早已达成默契，遣返回国的当天，每个人一迈过分界线，马上脱掉越方所发的衣服，扔到地上践踏，赤着身体扑向久别的首长，嚎啕大哭，恰似饱受委屈的孩子向爹娘倾诉苦衷一般。有的人把衣服揉成一团，回头掷向越方人员，以示不齿。还有人激动得扑倒在地，连连亲吻祖国的疆土。
一位原属广州军区后勤部某汽车团的司机，踏上中国领土后，立即从鞋底的夹层取出一枚解放军的五角星帽徽，以双手高高举起。据称，他从不幸被俘时起一直珍藏着这枚帽徽，用以激励自己保持对祖国的忠贞。
双方被俘人员获释时截然不同的表现，被各国记者纷纷摄入镜头。越南方面始料未及，狼狈不堪。为挽回影响，越方政工人员佯装与归俘拥抱，低声命令后者扔掉中国所送的礼物，甚至动手抢夺，弃之路??少归俘又跑回去捡拾，使越方丢尽面子。
6月22日是双方商定的最后一个换俘日，遣返的人数也最多。就在越方战俘鱼贯迈过边界时，一名越南民兵突然走出队列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越南领导人黎笋「背信弃义，破坏越中友谊」，表示愿留在中国，「与兄弟的中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突如其来的这一招，再次打乱了越方的阵脚。
大约两小时后，越南人终于找到了下台阶，推出昆明军区第11军一名在开战前叛逃的士兵，让他也来宣读一份谴责中国侵略、要求留在越南定居的声明。这当然有一点牵强附会，因为叛逃者毕竟不同于战俘，但总算兵来将挡，还以颜色，使越南人少了几分尴尬。
中国人对己方归俘的「热情关怀」也未持续太久。归来的238名官兵在医院接受体检或治疗后，一律送到南宁市郊的吴墟机场的「学习班」。他们在这里没有行动自由，且必须接受审查人员夜以继日盘问，详述被俘经过与在押期间的表现，同时还得检举他人变节行为、「有损祖国利益」言谈等。
可怜这两百多名战俘，才出外国的牢狱，又进祖国的囚笼。几个月后，严苛的审查终于结束，238人无一例外，都失去了解放军的军籍。情节轻者，带着有污点的人事档案复员回乡；情节重的，开除中共党籍、记过降级。那位带领全连向越军投降的50军150师448团连长，以军人渎职罪被判刑15年。
26年过去，燃烧的山林早已恢复生机，昔日战地变为购销两旺的边境贸易市场。但愿有良知的人们仍然记得：两万多位炎黄子孙曾在这里捐躯，两百多名中国战俘曾被打下屈辱的烙印。有战争就会有战俘，与崇尚人权的西方相比，中国人对待被俘同胞是否太多冷酷、太少宽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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